從“學而優則仕”到“商而優則仕” 國家控制商人好還是商人控制國家好？ 香港的李嘉誠，大陸的曹德旺，都是華人世界成功且知名的企業家。 最近，他們倆人一個發表了自白書《我只是一個商人》，一個拍了紀錄片《美國工厰》，不約而同地“誠實”地闡明了自己的“人生觀”“价值觀”和“經商邏輯”。 他們共同承認並且清楚表明：自己的社會角色是商人，追逐利潤是自己的工作目標，謀求資本增值是自己的第一要務，賺錢是自己活著的第一理由，除此之外，所謂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社會正義，人民福祉，公共利益，道德情操，都是對他們的一种道德綁架。 他們認為，他們只應該演好他們的角色，做好自己的事，賺好自己的錢，他們的人生即為成功；國家，民族，社會，情操，道德那一套，是政治家的事，是教育家的事，是宗教家的事，而不是他們可以承擔的角色，更不應該是社會可以要求於他們的角色。他們共同發出了一個“天問”般的問題：“要求資本家講道德，要求生意人講奉獻，要求商人講犧牲，那資本家，生意人和商人還如何賺錢？”最後，他們共同向社會發出呼籲： 請不要用政治家，教育家，道德家，宗教家的角色要求他們，綁架他們，他們只是商人，只為逐利，不顧其他。 軒轅伊尹先生以為，曹李二人，可謂中外商業史上最赤誠坦白的商界精英了，他們以資本家的身份所作的一篇自我表白，完全印證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一書中對資本本質的偉大表述： 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韓非子》裏說：賣棺材的希望人死，賣糧食的希望人活，賣眼鏡的希望人近視，賣弓箭的希望人視力如鷹隼，開血汗工厰的希望人窮，造車賣珠寶的希望人富，開妓院的希望人健康長壽，當醫生的希望人病魔纏身，賣保險的希望社會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當律師的希望人天天興訟，日日糾紛，不是因為前者道德高尚而後者心理卑鄙，而是因為他們的利益使然。 因此，李嘉誠喜看房价年年升，曹德旺樂見冰雹天天降，作為資本家，天性如此，他們有什麼錯呢？ 他們什麼錯也沒有，有錯的是我們，有錯的是像溫家寶那樣的國之重臣。 溫家寶作為道德高尚，嚴於律己的謙謙君子，厚道書生，人品雖無大缺，治國卻無才干，既無鮑叔之明，亦無管仲之賢，更無黃奇藩之經緯，卻被全國人民的代表們錯誤地推到了國務院總理的寶座上，不知如何為國家興利除敝，不知如何管控資本家有益於人民而無害於蒼生，卻幻想資本家像他一樣，夜夜仰望星空，天天誦讀《盜德情操論》，豈不悖哉？ 牛能耕田，牛也會偷吃庄稼；貓能抓老鼠，貓也會偷魚，這個道理，山裏的農民都知道。因此，農民們養牛犁地，也會給牛套上嘴兜，防止他們毀壞農作物；家裏的農婦也知道如何讓貓去抓老鼠，也會想辦法禁止貓去偷魚。 治國理政，管控資本家，道理是一樣的。水能載舟，水能覆舟，水的本性如此，水是沒有錯的。水如果造成災難，責任不在水，而在治水理水之人，這個道理，古代的君王尚且懂得，今天的總理反而忘了？ 錢權交易傷害公平，錢權聯合必然為害國家，為禍世界，這是中國封建統治者的堅強信念。但是一個國家要貨盡其流，財盡其用，又必須讓商人發揮作用，同時又禁止他們干壞事，防範他們向政治滲透。 仕農工商，商人的道德是最末的，因此中國歷代王朝對商人的防範最嚴。在漢朝，商人被禁止穿絲綢衣服，在明朝，商人及其三代以內近親屬禁止參加科舉考試，禁止進入國家公務員隊伍，就是為了防範商人參政，防止錢權交易，杜絕錢權聯手和政商結合。 《明史·后妃傳》裏寫了一個大商人叫沈秀萬三，他出資幫助太祖皇帝修建城牆受到嘉獎，便得寸盡尺，提出想出資勞師，結果朱元璋大怒：奸商而欲犒天子軍，想干什麼？頓起殺機。馬皇后勸他：“法以誅罪，非以誅不詳，不詳者，天將誅之”，太祖方才作罷。 孫中山創辦的黃埔軍校的一則校訓是：想升官嗎？請來此地，想發財嗎？請走他門。這說明，就算到了中華民國時代，國民黨的高層精英們對錢權聯手政商結合的危險性也是有著清醒的認知的。 但是受西方海盜文明和重商主義的浸染，中國現在也開始將商人奉為“神明”，以央視《胡雪巖》為代表的一系列商戰片，將商人的作用幾乎放大到“救世主”的地位，以致政治精英也開始對商人認識模糊起來。溫家寶便是這樣一個典型。 政治家和社會精英對商人的認知如此分歧，那麼商人們對自己，對社會，對政治的認知又如何呢？ 本文開頭所述李嘉誠，曹德旺是一种認知，就是承認自己只是商人，錢是他們的人生目標，賺錢是他們的第一要務，家事國事天下事乃至掉腦袋事，事事當前，他們只按生意事原則處理，在很多情況下把政治也當成生意，對贏虧比例和成本利潤算計精明，錙銖必較。 因為什麼樣的錢他們都要賺，都舍不得取舍，所以在絕大多數情形下，他們的生意類型主要是把別人腰包裏的錢“賺”到自己口袋裏，而對社會幾乎無貢獻，或者貢獻為負。這類生意人贏了生意，輸了人心，商業成功，政治失敗，結局往往不佳。明朝的沈秀，漢朝的鄧通，可歸屬這一類型。 馬云，任正非又是另外一种認知。在他們的人生哲學裏，錢不是他們的人生唯一目標，而只是實現其人生目標的工具和手段，因為他們有賺錢之外的人生追求。在他們眼中，生意不完全是生意，在很多情況下它是政治，因此他們並非什麼錢都賺，而是有取有舍：馬雲只做電子商務，任正於拒搞房地產，他們的生意模式，是幫人賺錢，然後自己賺錢，助人解難，而後自己發財，其生意類型於國於民於全人類通常都是有利的。 因而，根據實情，他們會用政治的手法處理很多生意上的事，比如華為在十年前就砸錢布局“備胎”計劃。當他們發現追求賺錢之外的人生目標的機會一旦來臨，或發覺這個目標永無機會實現，他們便會毅然決然地放棄生意，舍財棄商，毀家輸財，濟蒼生，安黎元，展宏圖，報國家，遂己志。馬雲獻支付寶於國家，“錢途”頂盛時退隱江湖，任正非躉售5G，並拒絕其女繼承華為，皆是其“政治”高於“商業”的信念的表現。春秋時的範蠡，戰國時的呂不韋，可歸入這一類屬商人。 上述兩類生意人，畢竟只是生意人中的小巫。他們或者視生意為賺錢之手段，或者視生意為實現人生目標之途徑，他們或許也賺不道德之昧心財，但他們畢竟有一條底線，泯滅人性之財不發，傷天害理之錢不賺。 因為有這條底線，他們与政治之間也刻意保持一定距離，不願或不敢混二為一，用馬云的話說，就是“与政府只戀愛，不結婚”。 但他們也許不明白的是，中國幾千年的抑商政治環境下，政府既不能离了生意人，但更加害怕生意人，對商人嚴防死守。看看漢明兩朝政府對商人的防範政策，与生意人“防賊防盜防記者”的緊張心理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軒轅伊尹在政府中也做過幾任小官，我可以透露點政府對商人的真實態度，那就是“只約炮，不戀愛，更別想結婚”。与政府的態度相比較，馬云甚至可算是有點“孔雀”云云。 政府對私有經濟的這种心態，其實在毛主席的多篇文章中早已闡釋明白：私營經濟，只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經濟的催化劑和補充，只能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服務，而決不允許他們主宰和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決不容忍他們強大到擁有足以壟斷國民經濟，威脅國計民生，擠壓甚至並吞國有經濟，改變社會主義公有經濟性質的力量。因此，國家對民營私有經濟的政策方針，從來都是明確的：扶持其弱小，幫助其成長，限制其壯大，打擊其壟斷，掐死其謀篡。一言以蔽之，就是“既利用，又防範，尾大不掉時堅決打壓”。 這個政策，很有點像官員包養小三的意境。 官員奔波於仕途，沉浮於宧海，身心疲累，需要蘊藉撫慰，而正室嫡妻大老婆要母儀全家，表率宗族，必須端庄，不可輕佻浮浪，難於100%滿足其丈夫。古代的官員可以納妾，而現代的官員只有包養“小三”一條道路。官員之包養小三也，原指望幫正妻之忙，輔俗事之務，助生活之料，補精神之闕。但如果小三太過歷害，如《聖經》中的那個夏甲，《水滸》裏的閻婆惜，不但欲取大老婆而代之，甚或對嫡子之安全乃至夫主本人之政治前途構成威脅，則該官員一定會搶先“滅了”或“做掉”該小三。這不是邏輯推理，而是有案可查，非止一樁也。 然而，以上所述商人，只不過是商人中之小巫而已，他們並非真正的商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下之金融資本家和軍工資本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商人，是商人中之大巫。 在他們那裏，資本之增值与擴張，是經濟，政治，軍事，教育，科研，社會管理，生產發展，生活運動等一切國家社會及人類行為之最高目標。 在他們那裏，商業不是為人民服務，資本不是為社會服務，金融不是為國家服務，而是反過來，人民成為商業的小白鼠和犧牲品，社會成為資本的屠宰場，國家成為金融的附傭，軍隊成為軍火商斂財的爪牙……總而言之，整個國家和社會主從顛倒，鞋帽異位，呈現出資本統治社會，金融控制政府，軍企綁架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全面“異化”現象。 在他們那裏，大量窮人和貧困的存在符合資本的利益，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從制度上維持兩极分化長期存在；大規模殺人能維護金融對全球的控制，他們便會用种种借口挑動戰爭； 在他們那裏，疾病和瘟疫能讓他們發財，他們會千方百計傳播瘟疫，人為制造疾病，甚至不惜毀滅地球。 在他們那裏，如果毀滅人類，推毀地球有利於其金融擴張与資本統治，只要有一葉“諾亞方舟”助其逃命，有一項技術幫其移民火星，他們便會以“神”的使命毀滅人類，摧毀地球。 与金融和資本的目標相适應，在他們那裏，最發達的產業就是最害人的產業，所以在歷史上，西方人有兩种產業領先於世界： 第一是軍火工業和武器制造，憑此他們征服了世界；第二是毒品，憑此大英帝國打贏了中英貿易戰和中英鴉片戰爭。 以上的毒品和武器，都是物質形態的。但被征服者不甘被征服，他們也在緊跟西方人的腳步前進，開始禁毒，開始仿制西方軍火武器，於是西方人的物質毒品和物質武器開始不那麼得心應手了，效用也大打折扣，於是西方人又發展出精神毒品和精神武器。這精神層面的毒品和武器的表現形態可就多了，比如：《聖經》是流布最廣，中毒人數最多的毒品，教會和牧師，則是毒害人最多，痲痺人最深的武器；對於自認為受過現代文明熏染和科學教育的“無神論者”，他們的另一套精神毒品和精神武器，比如“自由”“民主”，比如“三權分立”，比如“自由女妖”，比如“司法獨立”，同樣威力巨大，彈不虛發，中國以劉曉波為代表的公知，均是其裙下敗將。這類毒品和武器的“戰績”驕人，除了信念堅強的共產黨人之外，所過無不摧枯拉朽，遇者莫不望風披靡。 對於有鋼鐵般意志的共產黨人而言，他們還有最高級的毒品和武器，那就是金融毒品和金融武器。 股票，期貨，債券等投資工具，就是他們的金融毒品，信貸，融資，理財，就是他們的金融武器。國家的政治，軍事，教育，稅收，都以這個金融資本為中心運轉，並為之服務；任何政治軍事力量，有不識相反對其剪羊毛，有不知天高地厚敢阻其財路者，無不被其冠以“自由世界之最大敵人”而大加撻伐。這類金融資本家之最大代表，就是赫赫有名的芭菲特，索羅斯，和他們的政治代表特朗普。 試觀中美貿易戰，中國之所以力不從心，處處被動，原因並不復雜，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幾十年來受到金融資本家有毒的“糖衣炮彈”的進攻。 由此觀之，政治与商人攪合，權力与錢財糾纏，除非像美國一樣完全徹底地“商而優則仕”，否則對雙方皆非好兆。 傳統的商人要麼与政治保持距離，要麼依附於政治，要麼受政治控治。但美國的金融資本家和軍火商則完全或明或暗地操控國家政治，他們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國家政治和國防軍事統統淪為他們的附庸和斂財工具。他們徹底地廢除了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政治遴选機制，完全走向了資本主義“商而優則仕”的新時代。 郭臺銘，特朗普，則是“商而優則仕”的代表性人物。 在“學而優則仕”的社會，秀才們有很多夢想： “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這是初級夢想；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中級夢想；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純”，這是高級夢想。 在“商而優則仕”的社會，大學生不敢有任何夢想，“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屋”，居然成了千百萬知識青年一輩子都難圓的最大也是最卑微的“夢想”，想想真是悲從中來。 軒轅伊尹雜論

從“學而優則仕”到“商而優則仕”
國家控制商人好還是商人控制國家好？

香港的李嘉誠，大陸的曹德旺，都是華人世界成功且知名的企業家。

最近，他們倆人一個發表了自白書《我只是一個商人》，一個拍了紀錄片《美國工厰》，不約而同地“誠實”地闡明了自己的“人生觀”“价值觀”和“經商邏輯”。

他們共同承認並且清楚表明：自己的社會角色是商人，追逐利潤是自己的工作目標，謀求資本增值是自己的第一要務，賺錢是自己活著的第一理由，除此之外，所謂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社會正義，人民福祉，公共利益，道德情操，都是對他們的一种道德綁架。

他們認為，他們只應該演好他們的角色，做好自己的事，賺好自己的錢，他們的人生即為成功；國家，民族，社會，情操，道德那一套，是政治家的事，是教育家的事，是宗教家的事，而不是他們可以承擔的角色，更不應該是社會可以要求於他們的角色。他們共同發出了一個“天問”般的問題：“要求資本家講道德，要求生意人講奉獻，要求商人講犧牲，那資本家，生意人和商人還如何賺錢？”最後，他們共同向社會發出呼籲：

請不要用政治家，教育家，道德家，宗教家的角色要求他們，綁架他們，他們只是商人，只為逐利，不顧其他。

軒轅伊尹先生以為，曹李二人，可謂中外商業史上最赤誠坦白的商界精英了，他們以資本家的身份所作的一篇自我表白，完全印證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一書中對資本本質的偉大表述：

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韓非子》裏說：賣棺材的希望人死，賣糧食的希望人活，賣眼鏡的希望人近視，賣弓箭的希望人視力如鷹隼，開血汗工厰的希望人窮，造車賣珠寶的希望人富，開妓院的希望人健康長壽，當醫生的希望人病魔纏身，賣保險的希望社會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當律師的希望人天天興訟，日日糾紛，不是因為前者道德高尚而後者心理卑鄙，而是因為他們的利益使然。

因此，李嘉誠喜看房价年年升，曹德旺樂見冰雹天天降，作為資本家，天性如此，他們有什麼錯呢？

他們什麼錯也沒有，有錯的是我們，有錯的是像溫家寶那樣的國之重臣。

溫家寶作為道德高尚，嚴於律己的謙謙君子，厚道書生，人品雖無大缺，治國卻無才干，既無鮑叔之明，亦無管仲之賢，更無黃奇藩之經緯，卻被全國人民的代表們錯誤地推到了國務院總理的寶座上，不知如何為國家興利除敝，不知如何管控資本家有益於人民而無害於蒼生，卻幻想資本家像他一樣，夜夜仰望星空，天天誦讀《盜德情操論》，豈不悖哉？

牛能耕田，牛也會偷吃庄稼；貓能抓老鼠，貓也會偷魚，這個道理，山裏的農民都知道。因此，農民們養牛犁地，也會給牛套上嘴兜，防止他們毀壞農作物；家裏的農婦也知道如何讓貓去抓老鼠，也會想辦法禁止貓去偷魚。

治國理政，管控資本家，道理是一樣的。水能載舟，水能覆舟，水的本性如此，水是沒有錯的。水如果造成災難，責任不在水，而在治水理水之人，這個道理，古代的君王尚且懂得，今天的總理反而忘了？

錢權交易傷害公平，錢權聯合必然為害國家，為禍世界，這是中國封建統治者的堅強信念。但是一個國家要貨盡其流，財盡其用，又必須讓商人發揮作用，同時又禁止他們干壞事，防範他們向政治滲透。

仕農工商，商人的道德是最末的，因此中國歷代王朝對商人的防範最嚴。在漢朝，商人被禁止穿絲綢衣服，在明朝，商人及其三代以內近親屬禁止參加科舉考試，禁止進入國家公務員隊伍，就是為了防範商人參政，防止錢權交易，杜絕錢權聯手和政商結合。

《明史·后妃傳》裏寫了一個大商人叫沈秀萬三，他出資幫助太祖皇帝修建城牆受到嘉獎，便得寸盡尺，提出想出資勞師，結果朱元璋大怒：奸商而欲犒天子軍，想干什麼？頓起殺機。馬皇后勸他：“法以誅罪，非以誅不詳，不詳者，天將誅之”，太祖方才作罷。

孫中山創辦的黃埔軍校的一則校訓是：想升官嗎？請來此地，想發財嗎？請走他門。這說明，就算到了中華民國時代，國民黨的高層精英們對錢權聯手政商結合的危險性也是有著清醒的認知的。

但是受西方海盜文明和重商主義的浸染，中國現在也開始將商人奉為“神明”，以央視《胡雪巖》為代表的一系列商戰片，將商人的作用幾乎放大到“救世主”的地位，以致政治精英也開始對商人認識模糊起來。溫家寶便是這樣一個典型。

政治家和社會精英對商人的認知如此分歧，那麼商人們對自己，對社會，對政治的認知又如何呢？

本文開頭所述李嘉誠，曹德旺是一种認知，就是承認自己只是商人，錢是他們的人生目標，賺錢是他們的第一要務，家事國事天下事乃至掉腦袋事，事事當前，他們只按生意事原則處理，在很多情況下把政治也當成生意，對贏虧比例和成本利潤算計精明，錙銖必較。

因為什麼樣的錢他們都要賺，都舍不得取舍，所以在絕大多數情形下，他們的生意類型主要是把別人腰包裏的錢“賺”到自己口袋裏，而對社會幾乎無貢獻，或者貢獻為負。這類生意人贏了生意，輸了人心，商業成功，政治失敗，結局往往不佳。明朝的沈秀，漢朝的鄧通，可歸屬這一類型。

馬云，任正非又是另外一种認知。在他們的人生哲學裏，錢不是他們的人生唯一目標，而只是實現其人生目標的工具和手段，因為他們有賺錢之外的人生追求。在他們眼中，生意不完全是生意，在很多情況下它是政治，因此他們並非什麼錢都賺，而是有取有舍：馬雲只做電子商務，任正於拒搞房地產，他們的生意模式，是幫人賺錢，然後自己賺錢，助人解難，而後自己發財，其生意類型於國於民於全人類通常都是有利的。

因而，根據實情，他們會用政治的手法處理很多生意上的事，比如華為在十年前就砸錢布局“備胎”計劃。當他們發現追求賺錢之外的人生目標的機會一旦來臨，或發覺這個目標永無機會實現，他們便會毅然決然地放棄生意，舍財棄商，毀家輸財，濟蒼生，安黎元，展宏圖，報國家，遂己志。馬雲獻支付寶於國家，“錢途”頂盛時退隱江湖，任正非躉售5G，並拒絕其女繼承華為，皆是其“政治”高於“商業”的信念的表現。春秋時的範蠡，戰國時的呂不韋，可歸入這一類屬商人。

上述兩類生意人，畢竟只是生意人中的小巫。他們或者視生意為賺錢之手段，或者視生意為實現人生目標之途徑，他們或許也賺不道德之昧心財，但他們畢竟有一條底線，泯滅人性之財不發，傷天害理之錢不賺。

因為有這條底線，他們与政治之間也刻意保持一定距離，不願或不敢混二為一，用馬云的話說，就是“与政府只戀愛，不結婚”。

但他們也許不明白的是，中國幾千年的抑商政治環境下，政府既不能离了生意人，但更加害怕生意人，對商人嚴防死守。看看漢明兩朝政府對商人的防範政策，与生意人“防賊防盜防記者”的緊張心理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軒轅伊尹在政府中也做過幾任小官，我可以透露點政府對商人的真實態度，那就是“只約炮，不戀愛，更別想結婚”。与政府的態度相比較，馬云甚至可算是有點“孔雀”云云。

政府對私有經濟的這种心態，其實在毛主席的多篇文章中早已闡釋明白：私營經濟，只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經濟的催化劑和補充，只能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服務，而決不允許他們主宰和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決不容忍他們強大到擁有足以壟斷國民經濟，威脅國計民生，擠壓甚至並吞國有經濟，改變社會主義公有經濟性質的力量。因此，國家對民營私有經濟的政策方針，從來都是明確的：扶持其弱小，幫助其成長，限制其壯大，打擊其壟斷，掐死其謀篡。一言以蔽之，就是“既利用，又防範，尾大不掉時堅決打壓”。

這個政策，很有點像官員包養小三的意境。

官員奔波於仕途，沉浮於宧海，身心疲累，需要蘊藉撫慰，而正室嫡妻大老婆要母儀全家，表率宗族，必須端庄，不可輕佻浮浪，難於100%滿足其丈夫。古代的官員可以納妾，而現代的官員只有包養“小三”一條道路。官員之包養小三也，原指望幫正妻之忙，輔俗事之務，助生活之料，補精神之闕。但如果小三太過歷害，如《聖經》中的那個夏甲，《水滸》裏的閻婆惜，不但欲取大老婆而代之，甚或對嫡子之安全乃至夫主本人之政治前途構成威脅，則該官員一定會搶先“滅了”或“做掉”該小三。這不是邏輯推理，而是有案可查，非止一樁也。

然而，以上所述商人，只不過是商人中之小巫而已，他們並非真正的商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下之金融資本家和軍工資本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商人，是商人中之大巫。

在他們那裏，資本之增值与擴張，是經濟，政治，軍事，教育，科研，社會管理，生產發展，生活運動等一切國家社會及人類行為之最高目標。

在他們那裏，商業不是為人民服務，資本不是為社會服務，金融不是為國家服務，而是反過來，人民成為商業的小白鼠和犧牲品，社會成為資本的屠宰場，國家成為金融的附傭，軍隊成為軍火商斂財的爪牙……總而言之，整個國家和社會主從顛倒，鞋帽異位，呈現出資本統治社會，金融控制政府，軍企綁架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全面“異化”現象。

在他們那裏，大量窮人和貧困的存在符合資本的利益，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從制度上維持兩极分化長期存在；大規模殺人能維護金融對全球的控制，他們便會用种种借口挑動戰爭；

在他們那裏，疾病和瘟疫能讓他們發財，他們會千方百計傳播瘟疫，人為制造疾病，甚至不惜毀滅地球。

在他們那裏，如果毀滅人類，推毀地球有利於其金融擴張与資本統治，只要有一葉“諾亞方舟”助其逃命，有一項技術幫其移民火星，他們便會以“神”的使命毀滅人類，摧毀地球。

与金融和資本的目標相适應，在他們那裏，最發達的產業就是最害人的產業，所以在歷史上，西方人有兩种產業領先於世界：

第一是軍火工業和武器制造，憑此他們征服了世界；第二是毒品，憑此大英帝國打贏了中英貿易戰和中英鴉片戰爭。

以上的毒品和武器，都是物質形態的。但被征服者不甘被征服，他們也在緊跟西方人的腳步前進，開始禁毒，開始仿制西方軍火武器，於是西方人的物質毒品和物質武器開始不那麼得心應手了，效用也大打折扣，於是西方人又發展出精神毒品和精神武器。這精神層面的毒品和武器的表現形態可就多了，比如：《聖經》是流布最廣，中毒人數最多的毒品，教會和牧師，則是毒害人最多，痲痺人最深的武器；對於自認為受過現代文明熏染和科學教育的“無神論者”，他們的另一套精神毒品和精神武器，比如“自由”“民主”，比如“三權分立”，比如“自由女妖”，比如“司法獨立”，同樣威力巨大，彈不虛發，中國以劉曉波為代表的公知，均是其裙下敗將。這類毒品和武器的“戰績”驕人，除了信念堅強的共產黨人之外，所過無不摧枯拉朽，遇者莫不望風披靡。

對於有鋼鐵般意志的共產黨人而言，他們還有最高級的毒品和武器，那就是金融毒品和金融武器。

股票，期貨，債券等投資工具，就是他們的金融毒品，信貸，融資，理財，就是他們的金融武器。國家的政治，軍事，教育，稅收，都以這個金融資本為中心運轉，並為之服務；任何政治軍事力量，有不識相反對其剪羊毛，有不知天高地厚敢阻其財路者，無不被其冠以“自由世界之最大敵人”而大加撻伐。這類金融資本家之最大代表，就是赫赫有名的芭菲特，索羅斯，和他們的政治代表特朗普。

試觀中美貿易戰，中國之所以力不從心，處處被動，原因並不復雜，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幾十年來受到金融資本家有毒的“糖衣炮彈”的進攻。

由此觀之，政治与商人攪合，權力与錢財糾纏，除非像美國一樣完全徹底地“商而優則仕”，否則對雙方皆非好兆。

傳統的商人要麼与政治保持距離，要麼依附於政治，要麼受政治控治。但美國的金融資本家和軍火商則完全或明或暗地操控國家政治，他們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國家政治和國防軍事統統淪為他們的附庸和斂財工具。他們徹底地廢除了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政治遴选機制，完全走向了資本主義“商而優則仕”的新時代。

郭臺銘，特朗普，則是“商而優則仕”的代表性人物。

在“學而優則仕”的社會，秀才們有很多夢想：
“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這是初級夢想；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中級夢想；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純”，這是高級夢想。

在“商而優則仕”的社會，大學生不敢有任何夢想，“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屋”，居然成了千百萬知識青年一輩子都難圓的最大也是最卑微的“夢想”，想想真是悲從中來。

軒轅伊尹雜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