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華人，印度人的“規則”意識
与以上三种人都打了不少於10年的交道，僅憑經驗小結一下。
無可否認，洋人的“規則”意識當然是最強的，与他們打交道，似乎最容易，只需照公開的貼在牆上的“規矩”行事就可以了，無需太多心眼和花招。
但很多情況下，与他們打交道也是最痛苦的，有時也需要付出巨大的毫無意義的代价。
這是為什麼呢？恰恰因為他們過分拘泥於規則，把規則教條化，神聖化，极端化，絲毫不肯通融，沒有任何靈活性，完全忘了規則的目的是方便人而不是折騰人。
結果就是，洋人的規矩本來是為了維護公平，秩序，解決問題而設，但被教條化後，就造成了不公，混亂，產生了更多問題。例子很多，每個人都能舉出很多，此處不贅述。
我們中國人對僵化，教條，生搬硬套，沒有任何靈活性的“規矩”歷來持批評態度。《鄭人買履》《尾生抱柱》《刻舟求劍》就是對不顧實際的規距的批判。
我判斷，西方社會近幾十年的衰落，就与這种脫離現實的不靈活“規矩”有關。
我們中華民族也是講“規則”和“規矩”的。在古代，最權威的規矩就是“王法”，王法威嚴的最高境界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在現代，我們有《民法典》《刑法典》《訴訟程序法》及最高地位的《憲法》。
不但政府層面有法律，講規矩，就是混黑社會，我們也有黑社會的幫規。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盜亦有道”。
但是，我們中華民族又從來不把“王法”“幫規”极端化和教條化。我們守王法，尊幫規，是為了達成“王法”“幫規”所以設立之目的。一旦發現“王法”“幫規”不利於達成其目的，則一切“王法”“幫規”均可廢除，修改乃至廢黜。我們常說，“不破不立”“規矩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就是因為我們清楚立法立規的目標。
“王法”和“幫規”是為精英階層設立，可能並不利於草根階級。草根混社會，“法律”和“幫規”都不好用，我們彼此之間在內心深處還有一套行為規範，江湖上所說的“義氣”“道義”“良心”就是對“王法”和“幫規”的修正和補充。
有人攻擊毛主席“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沒有任何‘法律’和‘規則’”，其實，他們這是不懂毛主席。毛主席常說：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這就是“事實求是”。事實求是，原則性与靈活性相結合，反對本本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這就是毛主席的“王法”和“規矩”，這就是毛澤東思想。
就憑著毛澤東“原則性与靈活性相結合”“普遍真理与實際情況相結合”“憲法与黨章相結合”“法律程序与江湖義氣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毛以“小米加步槍”最終打敗了中國土地上的一切洋人，以及挾洋人武裝的“飛機加坦克”的蔣介石，從而解放了全中國。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諦造以來，半個多世紀中國“超英赶美”的成功，又一次證明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有人說這是“鄧小平理論”的功勞，但在老夫看來，所謂“真理標準”，所謂“白貓黑貓”，仍然是“實事求是”“理論与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
新中國誕生沒兩年，只有武器，沒有思想，只有鋼鐵，沒有靈魂的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就來挑戰毛澤東，結果大家都看到了。
十年之後，一個既沒武器，也沒思想，既沒鋼鐵，也沒靈魂的印度也自不量力，想在青藏高原与毛澤東一決高下，結果又是什麼？大家也都看到了。
老夫之与印度人，是移民加拿大後才開始的。
佛教產生於古“身毒”，鳩摩羅什來自古印度，唐朝的玄藏大師在古天竺國留學取經十三年，因此國人大都以為“佛”就是印度人的靈魂。
到了西方，見到了真正的印度人，才發現“佛法”与現代印度人完全沒有關系。
漢朝把印度譯為“身毒”，唐朝把耶穌譯為“移鼠”，我認為古代中國人的翻譯比現代翻譯更神準。
“移鼠”不是本篇討論主題，此處按下不題，單說“身毒”。
到了西方，凡与印度人打過交道，或者為印度人打過工的人都感覺，現代印度人普遍既無思想，也無靈魂，既不遵守法律，也無視江湖規矩，更不知“義氣”為何物。他們的腦袋裡，是只有利益，卻無任何底線，為了誘餌，不惜吞鉤。与他們打交道，感覺他們滿身滿腦都是“毒”。可能當年漢朝人也有此种感覺，所以把他們國家翻譯為“身毒”。
我曾代表所在公司送一些運輸車輛去印度人開的修理厰修理，但拿回來沒用幾次又壞了，反復如此。一般來說，送洋人修理厰，洋人修理時不允許你在旁觀看，怕你“偷竊”技術，因此總讓你去咖啡廳喝咖啡，不允許你東張西望，這是他們的“規矩”，一點不近“人情”。印度人的地方沒有專門的咖啡廳，因此他們不在乎你在旁邊。但看了他們的作業，卻讓我們這些“不大守規距”的中國人惊掉下巴：世界上原來還有比中國人更無規矩，更無底線的民族。請看他們是如何“修理”我們的設備的：
需要橡膠密封墊圈，手頭沒有，於是折張報紙墊進去；上鏍絲需要墊片，沒有合适的，削片木屑代替；有些部件之間需要潤滑油，為了省錢，他們往零部件上吐口痰或抹鼻涕潤滑。我要是沒有親眼看見，打死我我也不敢相信。現在美國波音公司的印度人越來越多，你就可以想像它的飛機為什麼會掉下來了。
印度人也有優點。同是打工者，印度工友通常是最友善和樂於助人的。我有時工作中遇到困難，他們會主動地“奮不顧身”跑來幫忙，而不顧自己安危。中國人通常也“樂於助人”，但以自己無損為限，而印度人比中國人更“樂於助人”，且助起人來同樣“無規矩”“無底線”。
洋人通常是不肯助人的，因為他們的“法律意識”太強。你求他，他會以“不合法律”或者“老板沒有為他買相應的保險”為由拒絕。比如你的車拋錨，需要另一臺車拖一下，洋人會叫你打拖車公司電話，而印度人即使找不到鐵鏈，解下褲帶來拴上你的車，也會幫你把車拖出來。我更喜歡与印度工友交朋友，因為連互相幫忙，學雷鋒做好事，印度人也是“不守規矩”“沒有底線”的，有時還可以“互相合作”，共同做一些根據法律根本做不成，但又必須做的程序上雖屬“違法亂紀”本質上而又合法正檔的事情。
雖然与印度工友交朋友通常很愉快，但為印度老闆打工，或以印度人為老板，卻通常是噩夢。為了省錢，為了利益，印度老闆連其雇員的打工工資都會動歪腦筯。他們不停招聘新員工，讓新員工為其“試工”，三個月“試工”期滿，炒掉，扣發並侵吞其“試工工資”，然後重新招聘新的“試工”者。這种不守法律，毫無信義，沒有底線的行為，過去只有一些中國人開的中餐館用過，但現在已經不大听聞了。但在印度老闆那裏，現在仍很普遍，所以加拿大的勞動局總是積案如山，非常繁忙。筆者在加拿大打工十年，老闆無數，拖欠工資最後必須借政府之手走法庭之路討要工資的，只有印度人。
如今，中國在追赶，接近並超越西方洋人的同時，很擔心自己被印度追赶並超越。依老夫對洋大人和印度人的觀察和體驗，中國人超越西方，猶如探囊取物，杏簾在望，但再給印度一百年，恐怕他們也不會如願。原因就在各自對“法律”和“規矩”的態度。
洋人拘泥於法律，程序和“規矩”，但完全無視現實和實際情況，因此整個西方世界只有法律，沒有道義，只講程序，不講正義，只知“普世价值”，不知社會現實，只懂規矩，不懂江湖，雖然人人守規守法，但是個個离德离心，縱有“民主”“自由”，無奈不能凝聚人心。
由於整個西方社會沒有精神凝結劑，萬人萬心，而不能萬眾一心，因此西方企業和資本家無法在西方組建上萬人乃至幾十萬人的工厰(企業工人上萬，工潮，革命，黃背心運動就不可避免必然發生)，因此一切勞動密集型產業只能轉移海外。
過去，他們把企業轉移中國，中國成功了，要超越他們了，他們發現是“養虎為患”，於是尋思要將這些勞動密集型工厰轉移印度。那麼，印度會成功嗎？
在我的印象中，近來世界上有兩個國家突然之間廢止自己的貨幣和錢鈔，一個是“專制”的朝鮮，不去說了，另一個就是“民主”的印度。移民這十多年，眼見很多中國人把中國掙的錢搬來加拿大，但与此同時，很多印度人則把加拿大掙的錢搬回印度。印度人民嫌政府“腐敗”透頂，不願納稅，印度政腐則深惡人民“偷稅”，意欲打擊，於是墨翟總理一聲令下，盧比作廢，很多印度人血本無歸。如今，印度人不再相信紙幣了，他們儲存黃金，所以你看見的印度人，滿身都是金飾。
在平常的交往中，印度老闆幾乎眾口一詞，總是抱怨印度政府的“腐敗”全球第一，然而在印度工友的口中，印度老闆也不是什麼好鳥，是“全世界最惡毒的老闆”，還勸我們中國人工友不要給印度老闆打工。
當年大英帝國三千人，統治印度數億眾，改變了他們的語言与信仰，但卻無法為他們建立法制与道德，結果是以“非暴力不合作”終結殖民關系，標治著大英帝國治理印度的失敗。但在華人為主的地方，比如新加坡和香港，大英洋大人的“治理”就很成功。
試思，一個人民無靈魂，精英無道義，政府無法律，整個社會無底線的民族与國家，中國有必要畏懼他們的追赶与超越嗎？
在洋人脫離實際的繁律苛條与印度人毫無底線之間，我們中華民族取“中庸之道”，介乎兩者之間。為了共同目標，我們制定並尊守“規則”，但同樣為了這個目標，我們又“從實際出發”，可以通融權宜並繞開那些脫離實際的“規則”，並不像洋大人那樣拘泥於教條，迷信於“普世价值”，像尾生那樣抱柱等死，像鄭人那樣赤腳回家。
要說“規矩”，我們中畢民族歷來是把“目標”放第一位，“規矩”放第二位，“規矩”為“目標”服務，而不是反過來，“目標”為“規矩”讓位。
為了實現最終的目標，我們的“規矩”也呈現多層次性。
在國家層面，有憲法，有法律；在企業，有章程，在社區，有鄉規民約；跑江湖的，有江湖“義氣”，就算是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黑幫盜匪，他們要組織隊伍，凝聚人心，爭奪地盤，鞏固勢力，有機會還要奪取江山，穩定天下，成就帝業，也必須制定並尊守他們的“幫規”，這就是庄子說的“盜亦有道”。什麼是“道”，庄子說：最先一個沖進去，最後一個撤出來，最末一個“分臟”。正是有了這個“道”字，盜跖才能組織，管理，指揮他手下兩三萬人的盜竊團夥，讓各諸侯國聞風喪膽。
盜竊團夥要更上一層樓，成為執政黨，除了“道”外，更需要“義”。什麼是“義”？吳起，李牧，趙奢，衛青，李廣帶兵，兵士不盡飲，自己不飲，兵士不盡食，自己不食，有了戰利品或皇帝賞賜，全部分給部下，自己不留一個子，這就是“義”。有了這個“義”，所以兵士部屬樂為效死。
說起“道義”和“規矩”，我們中國人就算干“違法亂紀”之勾當，也是要講“道義”和“規矩”的。比如行賄受賄，小額腐敗，中國過去也有，很多情況下，辦正當合法的事也必須“腐敗”開路，現實如此，無可奈何。但是，收人之“禮”，就要為人辦事，如果事沒辦成，則“禮”也要退回，以免惹禍上身，這就是腐敗的“規矩”，貪官的“道義”。但印度官員收人賄賂，卻不辦事，“黑吃”了人還倒打一耙，完全無底線，這就是為什麼印度人對政府“腐敗”的控訴比中國人更強烈。
正是有了這麼多層次的“憲法”“法律”“章程”“規章”“鄉規民約”“江湖義氣”“黑幫道義”，所以我們中華民族既能把十五億人口的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也能把幾十萬人的企業辦得蒸蒸日上，既能調動億萬民眾的積极性，也能凝聚億萬民眾的向心力，既能組織數百萬人的兵團會戰，也能發動數千萬人的社會運動，既能讓山嶽低頭，也能讓江海讓路，所向無敵，無往不勝。這個能力，洋人和印度人有嗎？
就算在西方國家搞黑幫混黑社會，中國人通常也能混得風生水起，黑白通吃，甚至滲透政府，控制司法，間接統治人民。憑什麼？就是我們華人的黑幫既有“幫規”，也有“道義”：幫規所以組織隊伍，道義所以凝聚人心。
這些能力，只有“規矩”，沒有“道義”的洋大人和“規矩”“道義”全無的印度人恐怕再修幾輩子也悟不出來。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黑幫偃武修文，“和諧”發展，印度黑幫天天槍戰，互相火拼的原因。
這，或許是“中國威脅論”的深層原因。
所以老夫認為，當今世界之競爭，不以“器”勝，而以“道”勝；不以“理”勝，而以“義”勝。
那麼，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如何應對洋人“普世价值”的打壓和印度人無底線的拆臺搗亂呢？我總結出兩套應對方略：
應對洋人：
一曰“師夷長技以制夷”，
二曰“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三曰“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之身”；
四曰“請君入甕”。
應對印度人：
一曰“威之以勢”
二曰“誘之以利”
三曰“禦之以術”
四曰“用之以道”
五曰“臨之以刃”
六曰“惠之以恩”。
(軒轅伊尹雜論)
